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

马原对文字生产的细节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挑剔。在手写时代，他声称自己写小说时必须把窗帘拉上，并且是在有光束的台灯下写字。虽然，电脑时代的他已经不再写小说，但这样的敏感仍在：据说他写字时，需要把字号调到很大。

我很早以前注意到，不少写字者都有一点细节癖好。无论这些癖好看上去是多么矫揉造作或装腔作势：比如巴尔扎克要穿着僧侣的长袍写作，席勒的书桌上得摆着烂苹果，弥尔顿坚信除了秋分至春分之外自己诗的血管都不畅通，马尔克斯就不用说了，简直是个文学神汉。还有离开鸦片烟酒咖啡就不能正常创作的，鉴于数量实在太多，已经超出了文字生产者范畴，兹不赘述。

我管这叫，细节癖好症。

依据现代医学的临床报告，这些吸鸦片的诗人作品中所包含的异常成分，更多的是他们神经质的心理，而非药物功效，然而我坚信，这些创作时的细节会渗透到他的文章中去，并最终融为他们的特殊气质。比如海明威就无疑是名细节癖好症患者，比马原更甚的是他雄赳赳地声称打字机“将作家送印刷厂之前的句子凝练”——我饶有趣味地琢磨，若换作今天，他会不会拒绝电脑写作捏。

一个关于海明威的著名故事大概可以反证他的文字敏感，讲的便是他的儿子抄了一篇屠格涅夫小说给他交差，他读完后大赞，只动手改了一处：把all of the sudden改成了suddenly——而这唯一的一处用词，恰好是他儿子的手笔。

这或许刚好印证了博尔赫斯的一句话：模仿别人文字细节的人是最没有个性的。传统的语文教学一直在教我们如何提炼中心思想划分段落大意，企图以剖析思想或把握结构来解读文本，在我看来是充满误导性的做法……一个敏感的阅读者不会仅仅以此裁定一篇文学作品的高下，他用鼻子就能从细节中嗅出作者的天赋。大概这就是布朗肖所言，读书位于理解之外或之内，“甚至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解的活动”。

最后，顺便列一下自己曾拥有的细节偏好（随着这些细节的流失和语言的程式化表达，我的语感正在一点点可悲的磨损中）：

会避开一些字：才几岁时写日记就极力避免以“今天”开头。

写文章尽量减少“我”的出现，并暗自鄙视爱用这个字开头的人。

会反复斟酌加什么标点：最不喜欢的标点是感叹号，不得已不用。

讨厌用太多感叹号的文，觉得做作。

不喜欢用省略号结束的文章，没道理。

从前写东西还爱默读，边读边打拍子。

等等。

一，

《阿甘正传》有这么一句："Jenny and I was like peas and carrots.”

两个人如影随形，好比“豌豆和胡萝卜”——网络字幕组有妙译归化为“秤不离砣”——然而，考虑到中国人民的饮食习惯，据说CCTV最早放映这部电影时，重口味处理为：“土豆和胡萝卜。”

怎一个囧字了得。 

二，

对照译名手册见招拆招，是最稳靠也是最不好玩的做法。譬如Le Roman de Tristan et Iseut，通译作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，要死的无趣，父母双亡的Tristan谐音tristesse（忧伤，愁苦），冯象译作哀生（让人想起庄公寤生）和玉色儿，除了读音跑调得没了，倒是很对骑士小说的调调。更有黄素封译作“崔思痛”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 再譬如《高老头》中的Vautrin，傅雷译作“伏冷脱”，读音虽然跑了点，勉强也算得音义兼顾，遂成通译；可我倒觉得仿佛一开场就给人定了型，黑白两道分分明明。其实Vautrin倒还有其他好玩的译名，比如穆木天译作“吴特兰”，酷酷的像中国男儿；陈学昭译做“伏德昂”，硬将逃犯作侠盗之想，大乐。傅雷他老人家除了教子严格，在译名上也出了奇的一丝不苟，曾见他一篇谈译名统一的信件原文，扣着法语读音，认为Chanson de Roland该作“洛朗之歌”而非“罗兰之歌”，当下倒抽一口冷气。

比较离谱的译名其实是萧伯纳，我一直念到大学才知道这位老兄本名（George Bernard Shaw），是该规矩地译作“乔治·伯纳德·萧”——挠头，不过这样谁都不认识他了。

 三，

同化还是异化，这是个问题。钱钟书《七缀集》中论林琴南翻译时，说同化是“把洋人引到中国读者这来”，异化是“把中国读者带到国外去”（大意是这样的，原文懒得查），倒并未偏倚哪一方。以钱钟书本人的偏好来看，他要做了翻译大概是赞成同化的。提倡异化的说法似是从鲁迅开始，所谓洋人文章“要有洋味道”；然我一直不服气着，怀疑这是当今译者中文水平下降的肇始。

话说同化派我见到的最囧音，倒并不是哈七的那句“你太有才了”，而是时尚专栏作家殳俏小姐译的艾柯的《带着鲑鱼去旅行》，艾柯果然博学，省略号一篇中，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/“世上本来是没有路的，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”都跑进此书中来了；还有“相约星期六，有情就牵手”，末了教人感叹一句：中华大地真是多才俊哈。